主观面根据论语、孟子讲，论语讲仁，孟子讲心性。
多元时代与儒学精神 在新的历史和秩序面前，人们首先要做的事，看来不是枝枝节节地去回答上述那些难题，而是应该认真地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也从他们的感受并以他们的方式，提出过类似的甚至更为尖锐的问题，譬如文明的冲突问题，全球精神危机问题等等。
如果有失落之感，那首先因为我们经济仍在失落之中。于是有人认为，这是从现代向传统的复归，从批判向保守的退缩，从全球化向民族化的逆转。如此的两极和二分，全都不是中，但它们呼唤着中并趋向于中。共性对于群中人而言，是不学而能不言而喻的，具有天经地义的性质。尽管一元主义思想一时仍难绝迹，甚至短暂地局部地有所嚣张，但它的时代，是一去永不复返了。
简单看来，人和自然是二分的，人和他人是二分的，人和自我也是二分的。至于所谓第三世界批评，亦非中国当务之急，反而足以误导出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回到经学去的主张与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和否定联系在一起，无视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也无视哲学这个学科在中国近现代以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于破除经学的权威真理思维方式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
然而，如果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有哲学，那则恰恰是屈服于西方的哲学话语霸权。(《史记·孔子世家》)这里的哲和哲人有与西方哲学相通处，当然也有中国文化的特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研究逐渐突破了两个对子以及对历史上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进行阶级分析的教条。当中国哲学学科之外的学者批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时，他们可以更多地发挥本学科的长处。
在国学的儒、释、道三教格局中，儒学处于主流地位。汉代以后，由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使经学占据了中国文化的统率地位。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正确认识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中国哲学所讲的天道人道，即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既与西方哲学有相通处，当然也有中国文化的特点。然而，伴随着对中国哲学自身特点的强调，以及对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在文化研究中带有局限性的认识，使中国学界在进入21世纪时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参与这场讨论的既有中国哲学学科之外的学者（如一些研究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学者），也有中国哲学学科之内的学者。哲学译名出自日本启蒙学者西周，他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
在对中国哲学的断代史研究、学派研究、代表人物研究和问题分支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的通史研究也有多部新著问世，这些新著各有自己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宏观整体上的新境界和在学科教材建设上的新成就。而在80年代以后，则逐渐增加了存在主义、现象学、诠释学乃至后现代主义身体观等的影响。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用英文发表了《中国哲学》一文，指出中国哲学有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等特点，金先生实已不再认为中国哲学史有名称的困难。随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它也不断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照视角和方法论启示。
而经学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受到批判，即便是比较温和的看法也认为‘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经学史的研究却急待开展。近年来出土的竹简以及此前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的确是中国哲学文献史料的重大发现，将这些出土文献的新材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参证，即王国维所推崇的二重证据法，由此进行研究则必然会产生新学问。
而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如何认识概念范畴与意象思维乃至直觉体证的互补，也将是一个长期讨论的问题。而这场讨论的积极意义在于，推动了研究者更加深入地探讨中国哲学的特色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异同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哲学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互补问题，以及中国哲学研究与中国传统的经学研究、子学研究乃至广义的中国文化研究或国学研究的关系问题。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开始有历届哲学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学成毕业。这种影响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从他者的镜像来反观自身的借鉴比较，一方面反映了中西哲学的相通性，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哲学研究逐渐加深了对自身特点的认识。在文革结束以后，张先生在政治上得到解放，虽已七十高龄仍焕发了学术青春。改革开放以后，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也蔚然成风。其实，哲学在西方文化中也是多意的，它曾经历了从重视本体论到重视认识论，再到重视价值观、伦理学的转向，而不存在以哪个阶段、哪一种哲学为唯一哲学范型的问题。此书研究了《周易》之经、传的起源、传承和历代易学哲学的发展，充分展示了易学哲学在中国历代哲学发展中所占有的主导地位。
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在改革开放以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受到重视，在西方哲学史上一些与中国哲学有较密切关系的哲学家，如莱布尼茨、罗素等，他们论述中国哲学的一些史料文献也引起学界的兴趣，并有较深入的研究。
这种观点把儒学绝对化，夸大了儒学在当代的地位和作用，对中国社会的古今之变，对中国文化的变与常异与同等都弃之不顾，这必然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在各高校成立的国学研究机构中，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占了较大的成分。
尽管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有种种局限或缺陷，但如果认为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都是以西释中或汉话胡说，都是照着或接着西方哲学讲，那也显然不符合事实，存在着对以往的研究成果不熟悉或不够尊重的问题。新的研究范式注重对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特别是注重对中国哲学特色的研究，从而使中国哲学史研究从简单地服务于政治、只是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回归到自身的思想理论特色和民族风格。
在接着讲方面，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在近年来已经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阶段。中国哲学研究与国学研究的结合已是一个明显的趋势，而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在不同的研究者中会有不同的侧重。中国哲学会继续走出去与请进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创未来，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将日益展现光辉灿烂的前景。如前所述，哲学是对philosophy的翻译，西周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
如对老子哲学思想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评判，对老子、孔子是否属于奴隶主阶级思想家的评判，一些研究者曾反复作出不同的评判，使人莫得其衷，而这种标签式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被新的研究范式所取代了。张岱年先生既有《中国哲学大纲》，也有《天人五论》，他们因此被称为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当文化热的激荡在90年代消沉之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遂转向了学术的沉潜，而对中国学术的研究进而转为国学的研究。较早作出表率的是，冯契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而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哲学的魅力和光彩也正在向世界展开。哲学译名在1895年出现在中文著作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十四卷修订本）中，它在当时的直接意义是要学习西方以及日本的近现代教育学科体制，而深层意义则是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经学的思维方式，并为当时的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提供合法性依据。
这里的哲字源出《尚书·皋陶谟》的知人则哲，是智或大智的意思。如果否认了哲学的普遍性，那也就没有了哲学这个类称，甚至哲学这个译名也难以成立。国学研究与中国文化研究一样，在现代学科体制中应属于跨学科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兴起的国学热儒学热经学热等，都是80年代文化热的延续和发展。
对国学概念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认为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有些不伦不类，二是认为国学是文化保守的观念。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其背景是对文革时期文化专制的反思，其主旨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这些现代新儒家的著作大多具有哲学史和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特点，他们的这种学风也推动了大陆的中国哲学研究把照着讲与接着讲结合起来。此后，冯契先生写成了哲学理论的智慧说三篇（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使他名副其实地不仅是哲学史家而且是哲学家。
张先生对哲学的类称与特例的说法，也就是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当文化热兴起时，它曾得到社会和学界的普遍关注。
